苏士澍是书法家，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还有诸多头衔。他擅长鸡毫大篆，兼善诸体，圈里和圈外的不少人都知道；

    苏士澍在文物出版社工作多年，从编辑一直做到社长，获得过全国图书奖和最高编辑奖“韬奋奖”，编辑过数十部大型图录，可以说是出版家；

    苏士澍曾策划并主持多项社会活动，像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国际碑帖研讨会、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奖赛等等；参加众多的文化艺术交流，足迹可以说遍布国内、全球，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活动家；

    苏士澍著述颇具含金量，深刻剖析，且独树己见；注重书法教育，主编教材多部，闲暇时常以诗词纪行，是理所当然的学者、教育家；有些人将苏士澍的这些情况或者说业绩进行总结，称之为“大家”。

    而苏士澍本人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自己总结说，说到底我就是一书生而已。在众多的赞誉声中，尚能有这般清醒的头脑殊为不易。

    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看看这位书生的真正本色，看看他用自己的足迹为我们勾勒出一条怎样的轨迹。

    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满族之家，客观地说，他没有赶上他所属的那个家族、家庭的黄金时期。说不上没落，但也面临着脱胎换骨的考验。和多数人一样放弃所有的优势，是当时最为明智的选择。即使平庸无奇，招不来指责，也引不来是非。

    或许是基因里生成的艺术细胞不肯就此湮灭，或许天赐的缘分不会轻易的飘散，少年时的苏士澍便有了与众不同的举止。在他看似幼稚的心灵里，却悄然埋下了必将有所作为的种子。

    家里留下来许多古籍，早已在博古架上蒙尘结网；辉赫一时的印章也在角落里开始了无休止的长眠。而那个异常冷落的空间，却成了苏士澍孩提时经常光顾的乐土。他翻看那些线装书，也许连书名也念不出，却看得津津有味；印章经他反复摩挲，包浆渐渐熠熠鲜光。谁料这些不经意的触摸，竟然是日后终身事业的起步。他当然意识不到，只有天知道，正所谓天机！

    一棵大树纵然拔去，根还是在的。苏士澍身边的长辈看出了他的慧根，开始有意识无意识地向他输灌民族文化之所属的一切元素。

    苏士澍渐渐通文墨，能挥毫，在天真的稚气中开始有了脱颖而出的端倪。对于家藏之物，也开始了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认知过程。

    这些特殊的爱好并没有耽误学业，苏士澍在学校里是人见人爱的好学生，成绩优秀。小学如此，中学依然，学习和爱好，相得益彰，始终伴随着这位共和国同龄人的成长。在中学时，他便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学生会的干部。

    在他十三岁那年，考入了北京少年宫金石书法组，有幸拜著名书法篆刻家刘博琴先生为师。自古名师出高徒，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这应该是他艺术生涯里很重要的一步，说是里程碑一点也不过分。苏士澍和组里每一个成员一样，珍惜求学的每一分钟。几十年后，他说过老师的讲授不是听到耳朵里，是铭刻在心里。许多细节至今还历历在目，这是真正的刻骨铭心。一切恍如昨日，说到动情处，他不禁眼角里闪烁着泪花。

    随着少年时代的结束，少年宫的学习也画上了句号。但是，对于苏士澍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刚刚起步。不因外因而改志向，在“文革”后期，他怀着虔诚的心敲开了刘博琴先生的家门。还没有完全摆脱厄运的刘先生被他这执著所感动，再次对这个本来就看好的学生，又翻开了劫后余存的书卷。

    由馆授到亲授，师生关系更密切了。这一阶段的学习，使苏士澍在艺术上得到飞跃，并在同窗中取得优势的良机。“一切的一，一的一切”既是天赐，也是靠他自己努力得来的。

    随着理性的回归，社会的运行也逐渐走上正轨，苏士澍的素质开始得到人们的重视，当人们重归坦途的时候，都开始羡慕他的先瞻性。要知道，领先的优势，就像马拉松赛场上梯队之间的距离，可望而不可及。

    机遇总是悄然而至，有缘者自然会把握这千载难逢的良机。这时，对于苏士澍来说，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物和他偶然相遇，那便是启功先生。和启先生的交往，真是三生有幸，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他没有磕头拜师，启先生又多次声明自己没有书法学生。他们之间的师生之缘应该说是一种默契，是特殊年代彼此间的一种明智选择。这种心照不宣的关系也许就是人间最可宝贵的情谊。

    当几个单位向苏士澍发出邀请，他的社会地位将发生改变的时候，他去请教刘博琴先生和启功先生，得到了一致最为中肯的指点：到文物出版社去！

    苏士澍在文物出版社那真是一步一个脚印，从编辑到社长；也就是由登堂入室到登峰造极。社里同仁如云，能完成这一历程者，真是屈指可数。

    然而，苏士澍的最大收获不仅仅在此，关键是他从此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编书、著书、评书，当然，他始终没有忘记的是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