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强冲突，挑战者与衰落中的现状维持者之间有一个基本的互动逻辑，即挑战者一点一点地反复推进其权力利益边界，缺乏弱化冲突动能的足够意愿；与此同时，衰落中的现状维持者陷入矛盾境地，一方面适度收缩和妥协，但另一方面继续准备反击，当认为退无可退时决心一搏。因此，挑战者倾向于漠视所谓“胜利的顶点”，现状者倾向于延迟确定“退缩的底线”，导致双方大冲突动能一旦启动就不易消除。

    具体来看，两强内部各自强化冲突动能，国内的鹰派总是在客观上彼此互送弹药，以便压制各自的鸽派力量，鸽派暂时的成功往往最终引起失望，从而进一步增强鹰派势力；两强恶性互动中存在自动升级效应，虽然它们都不想打大仗，但同时也不想牺牲其各自界定的、往往是被夸大的紧要利益和民族尊严；两强关系中的“第三者”经常起到激化冲突的负面作用，因为两强都有战略空间的广泛利益，甚至扩展到模糊且广泛的紧要利益，“第三者”广而言之可以说是两强间广泛、复杂和多样化的战略外围地带，被牵连的两强为了战略利益和战略尊严，不得不诉诸战争。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使两强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或者在太晚之前还能走出陷阱？这当然主要看双方意愿，但很困难。另外还有一个最后时间点问题。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当然有道理，在武力冲突爆发前的某个时间点上，当双方认为还可以继续比决心、比狠气的时候，实际上已无法改变滑入战争的总进程。而另一方面，在最终战争之前，国家决策者仍面临不同程度的开放选项，在若干可能性中自由选择，从而或好或坏地影响大国命运。

    我们刚才讨论了公元前433年至前432年这个“时间点”，当时雅典正在惩罚帝国附庸波提狄亚的反叛，颁布整个雅典帝国对斯巴达的盟邦梅加拉施行禁运和抵制的《梅加拉禁令》，其目的是针对斯巴达主要盟友科林斯。虽然当时斯巴达和雅典刚宣战不到一年，但仍是一个关键的扭转节点。但是没有出现奇迹，冲突继续恶化。

    最后关头是在公元前432年7月的斯巴达公民大会上。最终表决之前，即使斯巴达主和派领导人、斯巴达王阿尔奇丹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力图在和平避战方向上打动公民大会，仍无济于事。尽管可以归咎于斯巴达公众的非理性激情、粗糙理解、过度猜疑、过头恐惧和一厢情愿，连同盟友科林斯的蓄意煽动，战胜了理智、精细、分寸感、审慎与战略传统，但反过来说，雅典的帝国政策、波提狄亚事件和《梅加拉禁令》进一步加剧了对方公众的疑惧和不可逆转的敌意，各邦内部的主和派因此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辩，事实上这些论辩本身已经失去意义。

    另外一个教训是伯里克利在内外政策方面的矛盾。他将自己在帝国内部及外缘地带的强硬政策与帝国对斯巴达的温和政策截然分开，认为只要对斯巴达温和就可保持两国和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谓“雅典权势的增长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其悲观含义在于，双方相互妥协的空间和可能性本来已经如此之小，又深受恐惧、荣誉和利益、党争之影响，导致颠覆性的冲突动能过于迅猛强劲，超出一时可控范围。总之，雅典力量上升导致两强关系损毁，本质上是由于双方互不相让、缺乏信任引起的，但同时也有政策互动导致敌意累积、形势误判与故意而为的教训，值得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