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循环概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关于这一问题，早在2008年底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就曾提出过两项预测。当时判断，美国危机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它将倒逼中国出现两大历史性机遇。
第一大历史机遇是，中国会被倒逼而出现以大国消费为主的发展格局。5年至8年后，当我们回过头观望时，将有望出现上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崛起时的情景，届时我国将走上大国消费为主的道路。
第二大历史机遇是，中国将被倒逼走上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以2008年为界，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建国后基本上历经了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1949年-1979年，国内几乎不存在真正市场意义上的金融。与如今拥有如此之多种类的金融机构及金融产品所不同的是，当时全国仅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在各县设立分支机构，由上至下占据主导地位。当时的银行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附属机构，扮演着财政“出纳”的角色。第二个30年，1979年-2008年，改革开放的30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金融被逐渐做大。但今后到底会如何发展，具体的路径怎样？对此，其实我们懵懵懂懂，很多人仍受着“华盛顿共识”的影响。2008年，第三个30年开始之时，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让我们懂得了世界经济不太平的制度根源究竟何在，即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身存在问题，这是造成这场危机的深刻的制度根源。从这点出发，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要崛起，人民币国际化就将成为一种必然。如今看来，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我们确实也在慢慢践行着。
当时，我曾用过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2008年美国危机之后，小布什总统曾说：美国危机是因为“华尔街喝醉了”（指疯狂创造各类金融衍生产品）。顺着小布什的逻辑，我曾指出：华尔街喝醉了，酒是谁送的？酒是中国人送的。如今，美国买不起酒了，不再消费了，怎么办？卖的酒就得自己消费。如果自己不消费，我们的企业就要关闭，工人就将失业。自己消费，换言之就是要扩大消费，扩大内需。因为外需突然大幅减少，我们高速发展时投入了如此之多的生产设备，形成了如此之大的产能，经济要继续正常循环下去，这么多的产品由谁来消化？那就只能走扩大内需、走大国消费市场这条道路。这条路不想走也得走，而且也必然会慢慢走出来。
在理解国内循环为主的概念之前，我们应该了解到，其实我国政府早在2008年美国危机之后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我国所存在的经济结构问题，并也一以贯之地在强调着结构调整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曾指出，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结构不合理，发展模式粗放，城乡差距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十八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必须把经济增长动力更多地放在创新驱动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上”。六、七年过去了，习总书记最近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必须“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具体而言，除生态环保、社会治理外，在经济领域，具体要解决的是创新问题、农业问题、城乡和收入差距问题及民生保障问题等等，当前，这些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既然过去以出口投资为导向的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只有转向扩大内需，特别是以扩大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方式，经济才能维持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在2008年后的近十年时间内，中国政府也始终在坚持不懈地按此方向努力去做，也一直在强调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改变。只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这一任务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很好地得以解决。如今，我们提出双循环的问题，既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改变这一内在逻辑运行的必然结果，也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对我国经济发展格局深刻认识的又一次重大表述。但是可以说，经济结构要调整、发展方式要改变这一核心内容并没有改变，变化的只是看待问题的角度和部分提法。
特别是自2019年以来，外部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美国反华，在全球掀起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浪潮，这对我们的外需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中国经济的发展遇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从未遇到过的恶劣外部环境。在内部改革任务尚未完成，外部环境突变的局势下，提出推动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对新发展格局作出的非常形象的描述，是极为自然的，也是非常正确的，这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并赋予了新形势下新的内容，是大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论及要实现双循环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所涉内容非常之多，也较为具体。其实，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持续地在调整政策，国民经济也已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方向转变了，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七个年份超过了100%，由此可见，发展的重点实际上已经转向了内需。在当前国际新形势下要进一步理解并处理好双循环所需解决的问题，我认为首先要厘清三个角度。一是不能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拆开分析，因为如果无法解决好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循环问题，也就无法很好地解决国内的循环问题。因为全球化中的中国，在供应链、国际资金融通、国际技术交往、国际资本往来等方方面面已与外界息息相关，互相影响。二是怎样才算解决好大循环问题？国民经济循环是对国民经济运行状态的一种描述，非经济增长结构与增长动力的一种经济学解释。要解决好双循环问题，就其实质而言，是要追求中国经济如何有效率、高质量、可持续地发展的问题。如果就此出发，从可比较、可计量、可操作的角度看，这一问题即可转化为GDP的持续增长问题。三是如果转化为GDP可持续增长这一角度来思考双循环问题，那么解释就相对清晰。GDP的形成按支出法分析，由消费，投资及净出口组成。当前形势下要进一步做好消费、投资、出口三方面的工作内容，就是解决双循环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以问题为导向，要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可持续的循环，就是要解决好当前我国消费、投资、净出口循环发展中的“梗阻”现象，有什么“梗阻”，解决什么“梗阻”。当前国民经济运行或循环中的矛盾与困难很多，就其长期未决的难点来说，主要有十个方面。下文将展开具体分析。
01.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
其一，要扩大消费，首先需要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众所周知，部分居民并非不想消费，而是存有后顾之忧，有钱不敢消费。因此要扩大其消费，必须解决其后顾之忧。如养老问题，城镇居民的养老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很多老人攒钱不敢花。农村有一亿农民尚无养老保险，即便是有保险的老人，
60岁后所能得的养老金也是微乎其微。农村虽有新农合医疗，但仍解决不了大问题，一场大病就返贫的现象屡见不鲜。又如教育方面，农村留守儿童为数千万，就学率有多少？城市中，学生们参加各类课外培训所产生的大笔开支使得中产阶层压力倍增。再如住房问题，农民工在外务工大半辈子的积蓄，难以在北上广深购置房产，即便是到三、四线城市安置房产，也需要积攒多年。综上，要让大家有点余钱就敢消费，就必须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制度等方面深化改革，以提高民生保障标准。而这方面的制度改革，改到最后是政府缺钱，难点主要涉及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等问题。
其二，要进一步扩大消费，还必须提高收入水平。简言之，老百姓不是不想消费，而是没有更多的钱去扩大消费，如何提高？就全国而言，国家提出了“控高、扩中、扶贫”的思路，但这是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当前经济不景气，中小微企业生存压力大，就业困难，居民总体收入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是在下降。特别是就“控高与扩中”而言，这涉及到收入分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任务艰巨。在农村，靠务农是赚不了多少钱的，有些地区还存在种地亏损现象。而近一二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从北到南，北上广深等全国各中等以上城市都很注重城市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在土地市场化过程中，卖地的收益农民得到了多少？数据表明，农民只得到5%-10%。村镇集体可能为25%-30%左右，各级政府却拿走了其中的60%-70%。下一步要让中国农民真正富起来，靠务农较难实现，关键取决于能否在卖地收益分配方面加快改革步伐。2020年1月1日“土地管理法”实施，但其中对于农民土地卖出收益如何分配尚无明确规定。我认为在“十四五规划”中，应有所明确，今后几年间，为了将双循环所涉问题真正解决好，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真正有所提高，特别是让农民的收入水平上一个台阶，就必须在土地改革中卖地收益应更多地让利于农民。不仅要向农村农业倾斜，更要直接向农民倾斜，这是从构建可持续双循环高度予以思考的结果，也将是我国未来发展中一项重大的制度改革红利。
02.如何提高有效率的投资水平
其三，国企要真正改革。社科院的一份报告曾指出，国有企业有国有资产近300万亿元，如果包括未开发的资源性
资产，总额可高达近500万亿元。另一个事实是，全国银行贷款中，对民企的贷款仅占国企贷款的一半。但与此同时，大家耳熟能详的是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贡献，即全国50%以上的税收是由民企创造的，60%以上的GDP是民企贡献的，70%以上的技术创新来自于民企，80%以上的就业由民企提供，而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的90%以上也来自于民企。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国企占据了如此之巨的资产及金融资源，其产出效益、社会贡献为何却难与民企相比。要实现良性的双循环，解决好投资效率问题是一大关键。然而中国是个高储蓄率国家，储蓄率高达40%多，美国2020年一季度居民储蓄率仅为2.7%，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而言，要想维持一个良好的经济双循环，事实上并不缺资金，关键问题在于市场资源配置不当，资金运用效率不高。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全国的投资效率？关键看国企，取决于占用如此之多资源的国企如何改革。核心问题是委托代理、代理人制度问题，即如何解决好国企负责人的激励机制问题。我认为，共产党员的初心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企业家的初心就是要赚钱。国企的董事长、总经理既是企业家又是共产党员，我认为二者并不矛盾，为人民服务与为国有资产赚钱，理论上是可以统一的。国有资产多赚的钱，国家可以通过合理的再分配手段造福于民，以此为人民服务。现在关键是如何平衡好两者间的关系，解决好国企负责人的激励问题，这是核心问题。国企改革无论何种提法，迄今这一问题并未很好地得以破解。如若这一问题没解决好，将会直接产生双循环中的“坏投资”、“投资梗阻”乃至“循环中断”的现象。
其四，关于供应链补短板。面对当前美国反华的国际环境，要想维持经济的正常循环，应想办法尽快补足生产链供应链中的短板，这已为众人所知。如何尽快补足？核心问题又指向改革，指向创新机制改革。如何才能把广大有创新能力的科技领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而不再出现学成回国的科学家又想离国的现象，这一点值得深思。国家在创新方面已投入了大量资金，现在要解决的是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的问题，这是当务之急。
其五，关于稳住房市。论及双循环，不得不提及稳住房市。十几年来房地产市场实际上已积累了不少泡沫，但是当下泡沫又不宜一下子刺破，需要慢慢消化，因此讲新形势下的双循环不能不讲稳住房市的问题。目的是让更多的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同时又能守住系统性风险不爆发的底线。在此，暂不讨论房市是不是实体经济这一问题，仅就国民经济资金循环这一宏观视角而言，我们再也不能引导居民把更多的钱投向房地产市场，把房子当作股票资产那样去炒作了，而是要集中更多的资金扩大实体经济的投资。
其六，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从经济学理论角度而言，就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这一问题迄今并未解决好，其中包括民企的利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等等。这一问题是四十多年改革的基本问题，但随着40年来市场经济机制的深入，解决好这问题不仅是一般的基本问题，已越发显示出其为“核心问题”了。目前，有一大堆看似已解决实际未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如果民企的利益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民企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我国整体的投资效率和投资水平就不可能提高，国民经济也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大循环。
03.外需角度应注意的问题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对外经贸诸问题方面，在方向性、原则性的问题上，大家意见已较为统一，当前重要的是博弈策略上的差异。在此方面，应该团结一切愿与中国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经贸投资关系，即便对方国在政治上、观点上、立场上存有差异，只要愿与我国合作，我们均应以经贸为重、投资为重、经济为重，尽力维系好、发展好与对方的关系。习总书记也曾表示，“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
其七，利用好“五眼联盟”的裂缝，分而治之。尽可能地将政治与经济相分开，以发展与相关国家间的经贸投资关系。此处所说的是尽可能分开，凡在原则性问题上，如若涉及伤害中国主权底线的，侵害我国长远利益底线的，我们决不妥协，但在不妥协的过程中同样可以讲究博弈策略，有时可以以退为进，有时可采取外交上坚持原则，经贸往来上灵活处理等方式，简言之，我们要讲究博弈策略，不盲目追求形式上或短期内的取胜。
其八，按照“三零政策”方向（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尽可能地与欧盟、日本、东盟，以及非洲、拉美展开积极谈判。按照“三零”方向并非马上按“三零”办，而是应尽可能地去寻找、发展经贸合作伙伴。我们应该把眼光放长远，按照市场经济方向，能妥协的则妥协，以期使更多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真正相信中国是遵守国际游戏规则的，是走市场规则道路的国家。应该有这样的胸怀，才能真正实现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高质量的大循环，否则，闭关锁国，只能走入死胡同一条。要实现高质量的大循环，就要完全拥抱全球化，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拿出让对方所能接受的诚意，让他国主动愿与我国合作，而不是光说人家不易听懂的话。当然，在这过程中势必会给国内某些行业、企业带来不小的压力，但同样也会倒逼我国企业升级换代，以国际循环来促进国内循环，倒逼改革进程加速。
其九，总结好经验与教训，继续倡导“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作用将日益增大。在此方面，我们有过很多经验，但也不应回避，也有不少教训。能总结教训，就是提高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经贸关系，这是我们主动而为的一条道路。因此，忠言逆耳，多总结经验教训，有百利而无一弊。
其十，人民币国际化是我们的战略方向，但当前也要讲究策略。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当前应该支持欧元体系及非洲货币联盟等的发展，包括应鼓励我国企业在境外使用欧元进行支付结算。我们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要足够自信，人民币国际化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但在当下，我们应该同时支持并鼓励欧元体系的发展，因为在全球国际货币储备中，人民币占比很少，不足2%。在世界上，当前主要还是欧元可与美元相抗衡。在国际支付清算中，人民币的地位同样如此。或许从我们自身的角度观察，我们的发展较为迅速，但从全球支付清算的绝对额看，仍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人民币国际化是战略，是方向，但当前的策略之一，应该支持欧元体系及其他货币的发展，以此进一步推动多极化货币体系的形成，以减弱美元霸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2010年，我曾在《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中指出，尽管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仍以美元为主，但美元的地位在慢慢下降，今后国际货币体系定将是一个多极化的时代。我们应该看到这一历史趋势，顺势而为去推动，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不应太过高调。在今天，相反对今后十年、二十年路怎么走，倒要未雨绸缪，在行动上要有前后步骤的策略安排。
以上是从消费、投资、出口三个角度就如何做好双循环，提纲挈领地分析了当前较为紧迫的十项任务。双循环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要实现双循环，必须以问题为导向，依靠制度改革，解决好关键的“梗阻”问题。只有创新制度供给，才能确保实现良性的大循环。有人论及双循环时提出关键要抓城镇化的观点，我始终认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镇率、户籍问题，城镇化也并非大搞房地产业。真正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要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后的民生保障问题，但这又是民生保障、卖地收益分配等一系列制度改革的演化结果。因此，城镇化是结果，而非手段。
综述上述十项任务，要做好大循环工作，项项工作最后都指向改革。因此，讲双循环，唯一的手段是改革，核心问题还是改革。
04.大变局下坚守三大底线
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为关键之事，概括一句话，就是加快制度改革。通过改革，补充新的制度供给，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与此同时，可以预测，十四五以及包括十五五期间的今后十年内，我国将会遇到40年改革开放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恶劣的外部环境，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面对未来的严峻形势，必须抓好不断进取的制度改革，理顺、确保高质量、可持续大循环的经济运行机制。但是，一个社会的稳定，特别是一个大国社会的稳定，不仅取决于国内基本的经济运行机制，同样取决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因素。在当前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下，因此要稳住中国的基本盘，还必须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与上述改革同时兼顾。
一是要确保能源的供给安全。如今，中国经济体量已远非1979年时期所能及。如此之大的经济体，如此之多的人口，人们居家生活、交通出行均离不开能源消耗，加之工农业生产用电之巨，与过往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要想稳住社会的基本秩序，足够的能源供给必须得以保障。
二是要确保粮食的供给安全。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14亿人的饭碗一定要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尽管有关部门认为，我国的三大主粮问题不大，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约
90%的大豆依赖于进口，以2020年为例，需要进口9600多万吨以上。大豆虽非粮食而为油料，但同样不可或缺。更重要的是，各地的粮库数据是否存有虚报，尚未可知。无论如何，如此之多的人口，外部环境越是不确定，饭碗就越要超前准备并牢牢端稳。
三是要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4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我国“超级繁荣”所遗留至今的代价，即结构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金融风险隐患巨大，原有的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如今，正当慢慢化解之时，恰遇国际局势日趋恶劣，与此同时，我国的金融开放、资本账户开放又正在加速推进，因此，如何守住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已成了一项既需高度重视又较难以处置的大事。尽管前两年政府加强了去杠杆力度，情况已有所好转，但是这根弦绝不能放松。特别在全球疫情背景下，以美联储为首，全球各大央行纷纷集体大放水。相对常年，我国的货币供应量也有所增加，此时更加不能放松警惕。当然，事实上我国央行也始终在非常谨慎地密切关注着这一风险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