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1871—1964），贵州开州（今开阳）人。清光绪年间举人，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北京外城警察厅厅长、内城警察总监等。辛亥革命后，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1930年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任社长，从事古建筑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蠖园文存》。

　　【朱启钤给北京开辟首个公园】 自古以来，北京只有皇家园林、私家花园，没有供民众游玩的“公园”。民国初年，曾出访过欧美，担任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积极主张皇家园林对外开放，让普通百姓享受到城市的园林生活。朱启钤认为，社稷坛“地址恢阔，殿宇崔嵬，且近接国门，后邻御河，处内外城之中央，交通綦为便利”，是开辟公园的最佳选地。1914年初，朱启钤先是从清皇室为民国政府争取到社稷坛的管辖权。接着，他又带头捐出1000大洋，并成立董事会对外募捐；同时动员工兵营和市民参与公园建设。1914年10月10日，北京第一座公园正式对普通百姓开放，名为“中央公园”。开放当天，游园者数以万记。1918年11月，中央公园举行了庆祝一战胜利的活动，李大钊第一次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讲，把社会主义介绍给中国大众。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灵柩曾停放在社稷坛北的拜殿，供各界人士吊唁瞻仰。为纪念孙中山，1928年拜殿改名中山堂，中央公园改名中山公园。

　　【朱启钤的“拆墙打洞”】 民国初年，南起前门楼，北到平安大街，东起南北河沿，西达西黄城根一线的广大区域，都属于皇城。普通百姓是不准进入皇城的。如果有人要从西面的阜成门到东面的朝阳门，或者从南面的大栅栏到北面的地安门，都必须圈着皇城城墙走一大圈。皇城已经成为堵在北京城市中央的一个巨大障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担任民国政府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大胆决定，拆除皇城长安左右门各三阙券门的卡墙等，形成了“神州第一街”长安街；拆除神武门外的北上门、东西角门和北海前的东西三座门，形成了横贯北京东西的第二条道路；同时，在太庙和社稷坛两旁的墙上开了两个豁口，形成了今天的南池子、北池子和南长街、北长街。经过这一番改造，封闭了几百年的皇城，第一次可以任由市民自由穿行。

　　【上茶与喝茶：周恩来同朱启钤的故事】 195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周恩来来到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朱启钤家中看望。主人出于待客的礼节和对周恩来的敬意，执意要家人上茶。周恩来的随行保卫人员为了执行当时的安全规定，便示意不必送茶。最后，朱启钤的子女只得将茶杯和糖果放到一边。当时，朱启钤已经年近九旬，眼花耳聋，没有看清前面的情形，仍在不断催促子女“上茶”“上茶”。这时周恩来亲自走过去，坦然自若地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然后将茶杯放到了自己身边的茶几上，并且还吃了送上来的糖果。周恩来的举动解除了当时尴尬的气氛，令朱家人十分感动。

　　在和周恩来谈话时，朱启钤经常打断，周恩来总是耐心地向他反复加以解释。当周恩来谈到黎元洪时，朱启钤听不清，几次问周恩来，周恩来耐心地一次比一次提高些声音回答，还笑着解释说：“大总统嘛！”每当朱启钤打断周恩来讲话时，子女就向朱启钤摆手，示意不要打断周恩来的话。周恩来看到后说：“不要阻止他，让老先生说么！”周恩来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钱均夫（1880—1969），爱国民主人士、原中央文史馆馆员，文史专家。

　　【钱均夫：人，生当有品】 1935年，钱学森从上海赴美求学。临别之际，父亲钱均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郑重塞到儿子手中，随即转身离去。钱学森等到父亲背影消失后才打开纸条，上面写道：“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

 

　　章士钊（1881—1973），湖南善化人。著名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1901年入武昌两湖书院，与黄兴是同学，共组华兴会。1911年后，曾任同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毛主席同章士钊的故事】 在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钱款。当时在上海的毛泽东只好向老乡章士钊告急。章士钊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随后，毛泽东将此笔巨款一部分给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一部分带到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此后，毛泽东和章士钊一直没有中断联系。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又一次与章士钊见面。毛泽东特意为章士钊帮助解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旅费的事情再次向其表示感谢，章士钊听了非常感动。谈判后期，毛泽东见到章士钊问他：“关于重庆谈判的事，你怎么看？”章士钊在手上写了一个“走”字，并小声说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明确地表示蒋介石对和谈并没有诚意，重庆乃是虎穴之地，不可久留。毛泽东非常感谢章士钊对自己的关心。

　　1963年初，毛泽东向他的“英语教师”章含之（章士钊之女）说：“我还欠了你父亲一笔债没还呢。”毛泽东要章含之转告她父亲：“从今年春节开始，要还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10年还完。”章含之回到家里把这事说了一遍，章士钊听了哈哈大笑，说：“确有此事，主席竟还记得。”可是，他们父女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几天之后，毛泽东果然派秘书送来了 2000元，并说，主席安排今后每年春节送上2000元。对此，章士钊嘱咐章含之说：“告诉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章含之将父亲说的话转告给毛泽东。毛泽东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我要是说明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是还债。你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稿费中抽的。”从1963年春节起，毛泽东每逢春节初二这天，总是派秘书给章士钊送去2000元，直到1972年送满两万元。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致信章士钊：“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又认真地向章含之提出：“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毛主席同章士钊的故事】1962年新春佳节，毛泽东私人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四位名流乡友作陪。家宴设在颐年堂。

　　上午8时许，毛泽东待章士钊等人入席后，一本正经地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毛泽东吸了一口香烟，故意神秘地说：“这个客人嘛，非同一般，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不过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正在大家猜想之时，一位高个儿、50多岁的清瘦男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面带微笑步入客厅。毛泽东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同时向章士钊等人打招呼，用他那浓重的韶山口音微笑着说：“你们不认识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章士钊等人这才恍然大悟。

　　当时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一切从简。虽说是家宴，桌面上也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喝的是葡萄酒。

　　饭后，毛泽东要与溥仪等客人合影留念，大家非常高兴。毛主席见溥仪站在左边，就说：“客人应该站在右边嘛。”章士钊笑道：“这叫开国元首与末代皇帝。”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两年后的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下午3时，毛泽东亲自主持春节座谈会，党中央有关领导及党外人士章士钊等人在场。会上，毛泽东对与会者说：“对宣统，你们要好好团结他。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做过他们的老百姓。”说到这里，他加重了语气：“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毛泽东扭头对坐在右侧的章士钊继续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章士钊说：“宣统的叔叔载涛的生活也有困难。”

　　毛泽东接话说：“我知道他去德国留过学，当过清末的陆军大臣和军机大臣，现在是军委马政局的顾问，他的生活不好也不行。”

　　春节座谈会刚刚结束，毛泽东立即从个人稿费中拨出两笔款项，请章士钊分别送到西城东观音寺胡同溥仪家和东城宽街西扬威胡同载涛家。溥仪感动至极，表示盛情可领，钱不能收，因为《我的前半生》刚刚出版，也将有一笔稿酬收入，生活并不困难。经章士钊一再劝说，他只好收下了。溥仪激动万分，当即口占一诗曰：“欣逢春雨获新生，倾海难尽党重恩。”载涛接到毛泽东赠送的修房款后，激动得泣不成声，提笔疾书，给毛泽东写下谢函。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更名弃疾，字亚子。江苏吴江人，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上海通志馆馆长。抗战时期，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从事抗日民主活动，后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

　　【诗友之交：毛主席同柳亚子的故事】 柳亚子与毛泽东早在1926年“初会广州，饮茶粤南”，就结为挚友和诗友。柳亚子十分敬重毛泽东博古通今的文才韬略，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1929年柳亚子寓居上海时，听到社会上误传毛泽东遭遇不测，他满怀悲愤地写下《存殁口号五首》，诗云：

神州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

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诗后他自注：“两列宁：孙中山、毛泽东”。

　　1945年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在抵达重庆的第三天，就在住地桂园宴请柳亚子。老友重逢，柳亚子激动不已，即席赋诗《赠毛润之老友》，诗云：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归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崑崙顶上头。

　　诗中，柳亚子既盛赞毛泽东“弥天大勇”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也深为老友的安危而担心，为中国的前途命运而忧心忡忡。

　　毛泽东为答谢赠诗，将1936年所写《沁园春·雪》书赠老友，信中写到“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柳亚子对这首词推崇备至，“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充分表达了决心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鲜明立场。

　　随着革命胜利的即将到来，柳亚子等大批民主人士纷纷赴聚北京。1949年春，到北京不过十天的柳亚子突发牢骚，写下了《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诗：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在诗中，柳亚子借历史上孟尝君门客冯谖弹铗而歌“食无鱼”“出无车”的典故表示了自己对来京后政治及生活安排上的不满，并流露出了归隐故乡的消极之意。

　　毛泽东接到诗后，经过深思熟虑，写了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并于当天中午就让秘书送到了柳亚子手中。诗中写道：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喻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泽东通过和诗，回忆了他们的交往历程，并委婉含蓄地批评了柳亚子的错误思想和牢骚情绪，启发他从大局出发，不要计较个人得失，全身心投入革命。

　　毛泽东的诚恳态度和宽阔胸怀，使柳亚子深受感动，他又写诗一首《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

东道恩深敢淡忘，中原龙战血玄黄。

各园容我添诗料，野史凭人入短章。

汉彘唐猫原有恨，唐尧汉武讵能量。

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

　　在诗中，柳亚子满含深情地表达了对毛泽东知遇之情的感怀。之后，毛泽东安排有关同志，注重从生活上关照柳亚子，让他从六国饭店移居颐和园新居，并配备了专车。毛泽东的劝导和帮助，深深感动和教育了柳亚子先生。

　　毛泽东和柳亚子的诗友之交，为统一战线留下一段千秋佳话；他们的唱和之作，也为现代诗苑增添几多瑰玮的篇章。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年轻时曾在日本、德国、法国、美国等地留学。1925年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随西南联大迁至昆明。1939年离开昆明前往香港。1949年返回清华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山大学教授等。

　　【巧作对子的陈寅恪】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当时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没有文凭的陈寅恪，以其深厚的学养进入国学研究院研究院任教，并与王国维（古文字学家、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1925年担任清华教职，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治学境界之说脍炙人口），梁启超（杰出学者，1925年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早年从事政治活动，曾和康有为一起发动变法维新，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出自他的一次演讲），赵元任（语言学大师、著名音乐学家，1920年起就在清华任职，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共称“四大导师”。

　　一天上课时，陈寅恪对学生说：“我有个对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大家哄堂大笑。“南海圣人”意指康有为号南海，是梁启超老师，故国学院学生是“再传弟子”；而王国维在清帝退位后担任过南书房行走，是溥仪老师，故国学院学生也是皇帝“同学少年”。清华国学研究院从1925年创办，到1929年停办。由“四大导师”倡导形成的“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的清华学派，在学术界声名鹊起。在短短的4年中，毕业学生近70名，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的有50余人。

　　【鲁迅与陈寅恪的渊源】 鲁迅针砭时弊言词犀利，他在文章中曾骂过许多人，却从来没骂过陈寅恪。1927年王国维投水自沉，后来陈寅恪为其写下《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发表在吴宓主持的《学衡》杂志上。鲁迅曾把吴宓骂得狗血淋头，也讽刺过王国维“老实得像火腿”，但对陈寅恪的文章却保持着沉默。这对脾气不好的鲁迅来说，几乎是一个特例。

　　鲁迅之所以不骂陈寅恪，是因为他们的一段同窗之谊。早年鲁迅赴日本留学，与陈寅恪同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两年。在此期间，鲁迅与陈寅恪不仅是同学，还是室友。两人朝夕相处，关系密切。后来，陈寅恪回国担任蔡锷的秘书，和鲁迅来往频繁。陈寅恪从蔡锷将军府辞职后再度出国，为其送行的就有鲁迅。

　　这次分别后，鲁迅在日记中会不时提到陈寅恪。但陈寅恪再没有与鲁迅联系，也没有只言片语谈到鲁迅。对此，陈寅恪到晚年才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一代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

　　说到鲁迅与陈寅恪的渊源，不得不提的还有中山大学。1927年鲁迅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深入阐发了孙中山“革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革命”的宣言，使之成为中山大学的光荣革命传统。20多年后的1950年代，双眼已近失明的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坚持为学生开课，并以口述方式，历时十余年，完成了80多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的多种语言】 陈寅恪一生曾经学习的语言有二三十种之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自不必说，他还涉猎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突厥文、西夏文、中古波斯文，还有拉丁文、马扎尔文等等。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请，主持东方学和汉学。但能听懂陈寅恪演讲的寥寥无几。因为他在演讲中广征博引各种文献，只语言这一关就将一般学者挡在了门外。

　　【“敦煌学”的由来】 陈寅恪和陈垣并称“南北二陈”。陈垣编就《敦煌劫余录》，请陈寅恪作序，陈寅恪的序言写道：“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此为“敦煌学”见于文字之始。

　　【国士】 陈寅恪任教于清华时，学人多好去日本研究中国文化，陈愤云：“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又作诗激励学生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大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陈寅恪的小道】 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从1944年起，眼睛就完全看不清东西了。因为行动不便，学校便让学生到他家听课，他住的中山大学宿舍的走廊便成了教室，墙上挂一块小黑板，他坐在黑板前讲授，学生坐在对面的椅子听讲，成为当时中山大学的“一怪”。为了防止陈寅恪跌倒，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专门找人为他在院子里修建了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方便陈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也被称为“陈寅恪小道”。

 

　　叶圣陶（1894－1988），江苏苏州人。我国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文学家、教育家和编辑出版家，著有长篇小说《倪焕之》、散文集《叶圣陶散文甲集》《小记十篇》、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名誉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等。

　　【叶圣陶所谓的“平庸”】 叶圣陶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曾经这样自我评价说：“朋友们的文字里，都说起我的文字跟为人；这两点，我自己知道得清楚，都平庸。为人是根基，平庸的人当然写不出不平庸的文字。我说我为人平庸，并不是指我缺少种种常识，不能成为专家；也不是指我没有干什么事业，不当教员就当编辑员；却是指我在我所遭遇的生活之内，没有深入它的底里，只在浮面的部分立脚。”

　　【叶圣陶的父爱】 在“文化大革命”中，叶圣陶年过五十的儿子叶至善被下放到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叶至善一到干校，就分配在养牛班，全班十人，老弱病者居多，叶至善算是数一数二的强劳动力。叶至善到干校后写给叶圣陶的第一封信中就对养牛作了详细介绍：放牛这活就是两条腿累些，要站，要跑路。牛对人很和善，从没有发生过用角顶人的事，最多脚被牛蹄踩了，肿痛几天。……我已经放了两个多月了，很可能一直让我管下去。我也对牛有了感情，很愿意再干下去。到时候，我准备搬到牛棚里去住。”叶圣陶并没有对儿子在家书中大谈养牛而生气，反而在复信中对叶至善的状态表示非常满意，鼓励叶至善好好养牛，后来还买了“养牛学”的书籍寄去。从此，父子俩在来往信件中就开始频繁探讨“牛经”。从1969年到1972年，两人天各一方，互通书信近500封，信中有关养牛的事写得有声有色，读了如见其人，如见其牛。叶至善曾自书了一幅养牛的对联，“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寄给叶圣陶。叶圣陶很欣赏这内容和构思，并戏称为“牛马联”，在83岁生日那一天，用篆体写成对联，并题款“至善撰此联寄怀，语我已久，请为书之，今日为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余之生日也。圣陶”。

 

　　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系张锦芳之子，过继其伯父张镇芳，是当代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古典艺术研究家、书画家、诗人，曾任民盟中央文教科技委员会委员、民革成员。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张伯驹的贡献】　张伯驹世家子弟，精于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特别是鉴藏可谓海内无双，经他珍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他最珍贵的收藏品，是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和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前者有1700多年历史，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篇鼻祖”，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后者距今也有1400多年，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素有“天下第一画卷”的美称，被称为“国宝中的国宝”。《平复帖》原藏恭王府，恭王后人傅心畬遭母丧时，以4万元出让，被张购得，抗战中他将此帖缝在被絮中，辗转带往陕西，幸得保存。他还为此帖遭遇绑架，经历种种艰险，终于保存下来，无偿捐献给国家。《游春图》是他从琉璃厂购得，当时售价黄金220两，他为此卖掉房产。此外，他还有杜牧《书赠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宋徽宗《雪江归棹卷》、黄庭坚《诸上座帖》、曹寅《楝亭夜话图》、陈其年《紫云出浴图》、钱谦益柳如是的夫妻双砚，等等。后来，他把收藏的绝大部分珍品都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启功（1912—2005），满族，北京人。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届委员，第六、七、八、九、十届常委，九三学社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启功的虚怀】　张中行在《笑对风雨人生》一文中，引《后汉书·黄宪传》句“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来评价启功，赞其术业和处世上的学问不可称量。历史上自撰墓志铭的名流不少，比如唐代诗人王绩、南宋名士苏溥、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等，但如启功则实属罕见。他是这样写的：“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虽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观启功之怀，虚若山谷。

　　【大熊猫启功】　20世纪70年代末，拜访启功的人很多，有时到了敲门声终日不歇的地步，启功自嘲说：“我真成了动物园里供人参观的大熊猫了！”有次启功生病，又怕还有人来敲门，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了4 句话贴在院门上：“熊猫病了，谢绝参观；如敲门窗，罚款一元。”他的学生柴剑虹去探望，见了字条赶紧推开屋门进去，启功说：“你没有敲门，所以不必罚款了。”

 

　　（本文综合了统战新语若干条读史忆人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