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至今已经走过了七十多年的光辉历程。从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到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召开，皆与周恩来的辛勤付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不仅主持制定了政协的《共同纲领》，对人民政协进行了理论思考，而且亲自主持和参与了人民政协的发起、筹备、正式建立和正常运转等各项主要工作。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为中国新的政治制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周恩来不仅提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广泛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坚持民主协商的正确思想主张，而且围绕着团结与民主这两大主题进行了成功的实践。
善于团结广泛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建设新中国
周恩来在领导政协工作和政府工作中，一直坚持和人民群众以及党内外人士建立密切联系，一贯主张争取大多数，坚持民主，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党内外群众和各界爱国人士凝聚在共产党周围，共同夺取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他十分善于引导，善于做思想工作，待人谦和宽容，任人唯贤，愿与爱国民主人士做知心朋友。他提出要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都当成党内干部一样来看待。“对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在政治待遇、物质生活方面，应当一视同仁，而不能歧视党外人士，特别要注意让党外人士知情。对党外人士要真诚和蔼，不要虚伪。”他阐明人民内部当然还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我们要分别对待，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
以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组建为例，我们可以充分看到周恩来广泛团结各界爱国人士、任人唯贤的民主作风和工作特色。1949年组建的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是一个容纳了最多爱国民主党派和各界进步人士的高素质的政府。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社会知名人士多被安排进了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领导机构。从中央人民政府最高领导层看，6名副主席中就有3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是党外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的56名委员中，党外人士27名，所占比例近50％。政务院的人事安排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在政务院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名（郭沫若、黄炎培），比例达到50%；在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人（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比例达到60%；在政务院各部委级机构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5人，比例达到44%。政务院参事室首批任命的32名参事，均是长期与中共合作的民主党派、无党派高层人士，以及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
为了团结和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动员说服和协调工作。有关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大多是由周恩来仔细斟酌后上报中共中央决定，再同各民主党派反复协商后正式任命的。在周恩来广泛团结各界爱国人士的精神指导下，新中国第一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共产党培养的干部，二是原国民政府中没有政治问题的一般职员，三是接受了不同社会教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周恩来特别说明：“政府正在草创中，政权机关需要很多人工作。这三部分人各有长短，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取长去短，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搞好工作。各部门用人都要照顾到这三个方面。”
周恩来还特别善于引导和团结知识分子，他提出要在工作和生活中与知识分子多接触，广交朋友。为了更好地建设新中国，要主动引导和帮助海外爱国知识分子回到祖国，为建设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新中国建立时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正在英国，周恩来十分希望他能为新中国的地质学发展贡献力量，遂请郭沫若写信给李四光劝其回国。李四光回国后，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并委以地质部部长的重任。李四光后来为中国的石油资源勘探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周恩来任总理期间，很多像李四光这样的知识分子被引导和团结在人民政府中，在国家的建设中施展了自己的专长。
坚持民主协商以制度平台确定协商主体间的平等地位
周恩来认为，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遵守宪法的大前提下，多党合作中的各党派成员之间应该平等协商，没有高低之分。1958年他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指出：“民主党派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有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这种政治自由，是适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的自由。”在周恩来看来，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协商各方则应该平等相待。他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阐明：“大家都承认共产党是领导党，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党的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从工作上说，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于领导地位。个人离开了集体，就无从起领导作用。”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制度的主要平台就是人民政协。周恩来早在人民政协筹建过程中，就阐明了政协的性质与职能，他指出：“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个组织在今天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认为协商民主中主体地位的合作关系应是始于相互间的信任。他提倡大家遇事要多商量。彼此要推心置腹，要有最基本的信任。共产党需要朋友，而且朋友越多越好。“党内外应该互相多交朋友，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主动多交党外的朋友。”
协商民主的核心是一种理性的公共讨论过程。周恩来非常重视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他对人民政协的民主协商职能和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基本运行规则进行过思考和论述。他提出协商民主关键是要在决策前协商，协商应是经常性的。党派间要经常沟通。党外与共产党之间、各党派朋友之间都需要进行经常的、互相的商量。他还提出协商与对话要遵守两个原则：一是要鼓励和允许不同的意见发表与讨论；二是领导者特别是共产党的干部要有听得进各种意见的胸怀和辨别是非的本领。要注意在重大决策做出前事先与各党派协商和反复讨论，而不是事后的通告和表决。
周恩来不仅提出了民主协商的思想主张，而且还坚持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贯彻执行。早在人民政协筹建时期，周恩来在领导政协的各项重大工作中，就始终坚持发扬民主作风和协商方式。他除了将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交给与会代表认真讨论外，还在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的设计和审查过程中贯彻了协商精神。他指示将初选出来的几十个方案按照类型编成一册，再将每幅图案进行编号但不写作者姓名分别送给各位委员审阅和挑选，并将政协会议全体代表分为11个小组讨论国旗和国徽方案。1949年9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约请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田汉、徐悲鸿、梁思成、马思聪、贺绿汀等各方面人士开会，经过更进一步的讨论，最后协商确定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问题的理想方案。9月29日，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与会代表的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提倡民主监督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
民主监督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周恩来对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1957年4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际上是扩大民主。我们是六亿人口的国家。要把六亿人的生活搞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互相监督，不扩大民主，是不可能做得好的。因此互相监督的面还要扩大，不能缩小。”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我们的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这方面过去有足够的解释，现在要多强调民主的扩大。”
周恩来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互相监督问题的深邃思考和主要论点是：
“首先应该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这是党际监督得以落实的前提。周恩来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的党，它过去搞革命，为人民立了功，人民拥护它，欢迎它。正是因为这样，这个党一旦取得了全国政权，就带来一个危险，就有一些人可能会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这方面的危险是随时存在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警惕。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最好的办法是有人监督。建设新中国任重道远，周恩来提醒共产党员应该谦虚谨慎，应该愿意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
其次，民主党派既要接受监督，更要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责。在强调共产党首先要接受民主党派监督的同时，周恩来也注意到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他提出：“民主党派也应该愿意接受共产党的监督。”但他认为这个问题并不严重，更重要的是民主党派和政协委员如何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责。周恩来提议政协委员每年应有两次组织他们下基层去视察工作。可以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广大人民，接触实际，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得恰当。
最后，党际监督的主要政治功能在于防止权力的腐败与滥用。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问题。周恩来也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的贯彻落实有利于防治权力的腐败和滥用。有助于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因为各民主党派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各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监督也是多方面的，这实际上就动员了广大的群众力量来共同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周恩来在统战部和政协会议上的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党外人士敢于献言献策，对党外人士应“言者无罪”，这样才能确保党际监督政治功能的实现。
周恩来杰出思想的现代启示
从1949年人民政协成立以来，团结和民主一直是人民政协的任务和使命。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修订的政协章程明确规定“团结和民主”是政协的两大主题。七十年来人民政协围绕着团结与民主这两大主题行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
作为新中国和人民政协的第一代杰出领导人，周恩来所提出的广泛团结各界、发扬民主作风、坚持平等协商、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等一系列正确思想主张，为今天人民政协理论建设和我国协商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新中国领导核心设计的共产党领导的政协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为推进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发展和中国政治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
周恩来在长期领导政协工作中阐明了如何正确处理党际关系、如何团结大多数，如何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如何实现互相监督的基本途径和理论意义，并做了实践上的成功探索。他提出的民主协商、团结合作、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广交朋友、充分信任等杰出的思想主张，对增进各党派团结合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有着积极的作用，对我们今日做好政协工作和民主党派工作、对我们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协协商制度、对推进整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仍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和现实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