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
1899年，我的外公焦实斋先生出生于河北井陉的没落地主士绅家庭里。1923年，聪颖、勤奋的外公从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由于学业优异，被分配到北洋政府交通部天津扶轮中学教授英文，月薪高达120块光洋。
不久，他即与外婆相识、相恋，很快结婚了。年轻的外公并没有沉溺于自己小家庭的美满生活，相反却干起了有被杀头风险的行当，成为国民党左翼秘密组织“新中革命青年会”的骨干成员。
在国民党北方执行部领导人李大钊、高仁山等被北洋军阀残害后，外公外婆在天津日租界的家，成了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的领导机关，外公还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与北方国民党组织的秘密交通员。这期间，外公几次历险，却都化险为夷；北伐成功后，外公不满蒋介石集团专制统治，与高清源、何思源等人在国民党“三大”会上带头反蒋，被蒋介石开除了国民党党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外公毅然舍弃优渥的教授生涯，冒着日军的炮火只身南下随军抗日；抗战期间，外公先后出任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驻印度加尔各答办事处主任，负责与英美盟军的联络事宜；抗战胜利后，外公应挚友杜聿明将军之邀，一度担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总顾问。但他很快发现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已经不可救药了，便辞官回到北平，继续他的教授生涯。其间，蒋介石曾当面邀他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委，外公以早已不是国民党员为由谢绝了。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傅作义将军邀他担任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协助其完成北平和平解放的相关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后，外公作为傅方三位代表之一，参加了由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北平联合办事处”，为北平的和平移交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外公以满腔的政治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先后担任政务院参事，国务院法规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几十年如一日，工作认真努力，受到党内外同志的好评。
外公一生都保持着一位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本色。他有学识，见多识广，与人打交道、办事情的能力很强，据说口才也相当好。外婆说外公在大学当教授时，他一讲课教室里就常常爆满，连窗台、过道都挤满了听课的学生。
如果用老百姓的标准衡量，外公算是一位很有本事的人了。我却认为，他最为可贵的，应是一生注重做人的大节。
余生也晚，我只熟悉晚年的外公。
在我眼中，慈祥的外公喜怒哀乐皆在脸上，遇事似乎还有几许脆弱，与性格刚强果敢的外婆刚好相反。此外，以小孩子们的眼光来看，外公胆子小着呢。譬如，他怕过大的声响，过年都不准我们在院子里放鞭炮。他尤其怕小动物，凡猫狗鸡鸭之类的动物都唯恐避之不及。外婆一生爱猫养猫，外公有天起床，脚往拖鞋里一伸，觉得有毛茸茸的一团东西，定神一看，原来是只小猫缩在鞋窝里取暖，惊骇的迭声大叫：“一清，一清，快，快把猫拿走！”还记得我小时候一个夏日的晚上，家人在屋廊下与外公外婆围坐着谈天纳凉，忽然一只大螳螂从园圃里蹦到了外公身上。老爷子骇极，挥舞着蒲扇胡乱拍打，状极滑稽。“文革”期间，我和弟弟第一次从东北来京小住，外公搂着劫难后的外孙们伤心落泪，外婆却很淡然，似乎这个家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及我长大成人，知道了外公这辈子干过的一些大事，却很难把这些大事与眼前的外公联系在一起。
然而，纵观外公一生，貌似有几许脆弱的他，每临大事从不糊涂：你说他连猫狗螳螂都怕吧？他却不怕杀头，敢在杀人不眨眼的北洋政府眼皮底下做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秘密交通员；你说他遇事有些脆弱吧？在抗战全面爆发时，他可以置个人与家庭生死于不顾，只身决然南下随军抗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坚拒蒋介石的拉拢，却冒着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的风险协助傅作义将军起义。
凡此种种，如果简单地用“大智若愚”来形容外公其人，恐怕就失之准确了。依我看来，外公心中有对祖国的大爱，凡事有大是大非的标准和尺度。在国家民族利益面前，个人得失无足轻重。一个人总归把这些事想清楚了，处理明白了，就能抵御诱惑，有所取舍，人生也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
毫无疑问，外公具备了这些品德和情操，这应该是他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了。
（编者注：书中提到焦实斋先生任政务院参事的事情，摘录如下）
早在1928年，傅将军任天津特别市警备司令、外公任国民党天津特别市党部执委兼训练部长时，彼此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以后也常相往来。此时解放军百万大军已包围了北平。傅见外公，除了了解蒋介石与外公见面的情况，也透露了拟请外公担任华北“剿总”副秘书长，代行已逃离北平的原秘书长郑道儒遗下的各种事务的意愿。起初，外公坚决不肯再涉足国民党官场。傅将军恳言：“北平已处于生死攸关之际，为使二百万市民免遭涂炭，我们一定要共同维持局面，设法寻找出路。” 从傅将军的言谈中，外公体察出他有停住内战、谋求和平的心迹。经思虑再三，终于接受了这项使命。外公到任之后，便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地协助傅将军处理庞杂繁琐的政务，还受傅的委托，召开北平教授名流座谈会和报告会，听取各方对时局的意见，发表谈话，含蓄转达傅意欲求和的想法。以后又多次奉命安排北平各界代表出城与解放军接触。傅将军作出起义的重大决策后，为兑现当初对北平各界名流作出的“留者欢迎，去者欢送”的承诺，特请外公亲自安排好那些打算离开北平的文化教育界人士的工作，胡适便是其中的一位。
当时北平的学潮一浪高过一浪，政治上右倾的胡适到处被学生追赶，几乎无处安身。外公只好根据傅的指示，将胡接进中南海勤政殿，在外公的办公室里暂时栖身，最后由外公亲自护送到市内东城区的临时飞机场，得以平安飞离北平。外公一生为书生，虽然在国民党军队中几度做高级幕僚，却对枪炮武器避之唯恐不及。出任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后，外公成为少将衔军官。按有关规定，总部副官为外公配置了护身手枪。外公却坚持不受。那位副官大不解道：“焦先生，这支枪可是上等的进口勃朗宁手枪啊！”外公急摆手：“那我就更不要了！”
外公任华北“剿总”副秘书长仅40 天，直至中共方面与傅方拟就的《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签署。
北平和平解放后，成立了由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北平联合办事处”，负责和平移交的全部工作。中共方面有陶铸、徐冰、戎子和三位代表；傅方由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三人担任代表。外公负责北平行政、财经、文教等方面的移交工作。北平的移交工作前后历时三月，得以圆满完成。应当说，这一段经历，是外公一生做的最值得自豪的事情。
北平联合办事处为外公焦实斋先生开具的证明函。
北平移交工作完成后，各方面诸事纷繁，外公一时没有分配工作，家里生活的经济来源也暂时断绝了。傅作义将军知道后，特地命人送来一些银元，接济外公一家。外婆每天让大舅带一两块银元到城内黑市上兑换现钞，以维持生计。
不久，戎子和同志当面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此事。周恩来同志听后轻轻以掌击案道：“咳，忙忘了，忙忘了！你们要赶快安排好实斋先生的工作，再把情况告诉我。”这样，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外公进入华北大学学习，结业后先后担任政务院参事、国务院法规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亲身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签署的任命外公焦实斋先生为政务院参事的通知书。
1956年8月，外公外婆从北戴河避暑回京后摄于北京西城西铁匠胡同家中。外公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