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年生于广东新会（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字卓如，号任公。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是当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他有九个子女，在他和夫人王桂荃良好的家风熏陶浸润培育下，个个成为某个领域的顶尖人物，创造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

　　两任妻子

　　1890年，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秋闱折桂，榜列第八名，成了一名举人。这位出身寒素之家，本为一介寒士的青年，立即成为当时一颗十分耀眼的新星。为此受到主考官李端棻的器重，他从这个穷书生温和儒雅、才华横溢的身上看到了未来发展的潜力，怜爱其年少才高，主动将堂妹李惠仙许配与他。

梁启超

　　李惠仙，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李朝仪，从直隶（河北）平谷知县，一步步做到顺天府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经维新派大臣、礼部尚书李端棻的牵线搭桥，李惠仙于1891年与梁启超结婚。这一年梁启超18岁，李惠仙大他4岁。第二年的夏天，梁启超便和夫人一起回到了故乡广东新会。梁家世代务农，仅靠几亩薄田度日，家境并不宽裕，新婚夫妇刚到老家时，连一间像样的新房都没有，只能借用梁姓公族书室的一个小房间权作新房。广东的气候炎热潮湿，初来乍到的李惠仙很不适应。但这位生长于官宦之家、下嫁到一个乡村的大小姐并不抱怨，也不嫌弃梁家的贫寒，她看中的是梁启超的才华，很快便适应了梁家贫寒俭朴的生活，操持起家里的日常杂务，梁家上下都对这个新媳妇交口称赞。

　　1896年，李惠仙随梁启超到上海创办鼓吹维新的《时务报》，并在上海创办女子学堂，她自任校长，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学校长。1901年李惠仙为梁启超生下梁思成。因梁思成从小身体羸弱，为了香火有传，李惠仙准许梁启超将她从北京带来的侍女王桂荃纳为妾。

　　王桂荃原名叫来喜，王桂荃这个名字是梁启超给她取的。1903年，18岁的王桂荃在李惠仙的主张下与梁启超结了婚。她既是李惠仙的得力助手，也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又是梁家的主要劳动力。由于王桂荃说得一口好日语，所以凡属家务方面的对外联系，大部分都是由她来办。她和梁家人相处得都很不错，很有人缘。

　　天有不测风云。梁启超与李惠仙一向敬爱有加，谁知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溘然而逝。

　　李惠仙去世后，王桂荃正式成了梁启超的第二任夫人。

　　封封书信传递着良好家风

　　王桂荃后来一连为梁启超生下了六个子女。在李惠仙生前，梁启超很少公开提到王桂荃，因为这姻缘违背了自己早年定下的“一夫一妻制”。他要求孩子们叫王桂荃为“王姑娘”或者是“王姨”，可是几乎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都称呼李惠仙为“妈”，称呼王桂荃为“娘”。有一次，梁思成因为考试成绩不如弟弟梁思永挨了李惠仙的一顿暴打，多年以后梁思成回忆这件往事时说：“事后娘搂着我温和地说：‘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多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她的这些朴素的话，我记了一辈子。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马马虎虎了。”

　　梁启超共有9个子女：思成、思顺、思庄、思忠、思永、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成、思顺、思庄为李惠仙所生；其余为王桂荃所生。

　　梁启超十分重视子女们的每个成长阶段的教育：从早期幼教，到学校教育，到子女出国留学，再到学成归国、就业择业。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基于这一古训，梁启超尤为关注子女的早期教育，虽然他社会事务繁多、学术与写作压身，但他总是会挤出一定时间来对子女进行教育。

　　梁启超爱喝酒，每天晚饭后，孩子们都围在一个小圆桌旁，他一边喝酒，一边给孩子们讲一些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故事，阐释做人的道理。一次他讲述南宋末年忠臣陆秀夫的故事，陆秀夫为保护幼主而和元军奋战，失败后就在梁启超的家乡新会县投海就义。孩子们从小就受英雄事迹的熏陶，立志做一个有骨气的人。待孩子长大了，则和他们谈人生、谈立业、谈治学、谈爱国、谈亲情。更多的是与孩子们在往来的书信中交流、倾谈。从1923年起到1929年梁去世，他始终坚持给在海外的7个子女写信，帮助他们确定学习方向，指导他们做学问，同时又充分尊重孩子们自己的意愿。

　　1923年，梁启超在致思顺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1927年他又在信中对思顺说：“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 1927年，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教导他们要努力治学：“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同年，他再一次对孩子强调：“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比个人长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

　　1928年，在致思成夫妇信中梁启超又说：“你们既已成学，组织新家庭，立刻须找职业，求自立，自是正办。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做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苦痛，倒不值得。”

　　梁启超对于子女们的学习成绩并不十分关注。梁思庄一次考试得了第16名，大大伤了自尊心。梁启超得知后写信给她：“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能在37人中考到第16名，真不简单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在写给梁思庄的另一封信中，他又说：“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我对于你们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

　　写给孩子们的每一封信中都传递着梁启超的体温，娓娓道来，透着坦诚、平和、真挚和暖意。种种人生道理就这样在“润物细无声”的诉说中传递给孩子们，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的成长。

　　王桂荃倾力抚养梁氏儿女

　　1929年，梁启超因病逝世，跟李惠仙合葬于北京香山。他的孩子们全都留给了王桂荃。之后的岁月里，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王桂荃的肩上。当时，除了思顺、思成之外，其他几个孩子都在上学，学业尚未完成，而丈夫的去世，使得家中主要收入没有了，经济状况迅速恶化，在这种情况下，王桂荃艰难地支撑起这个家，而且把九个子女都培养成为国家之栋梁，创造了“一门三院士，个个皆才俊”的家教传奇，这在世界范围内也可算是罕见的。梁家子女从王桂荃身上，学到了这位“母亲”坚忍不拔的勤奋品格。

　　长子梁思成出生于1901年，著名建筑学家。他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1972年，梁思成去世。

　　次子梁思永1904年出生，著名考古学家。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4年因心脏病逝世，终年50岁。

　　五子梁思礼1924年出生，我国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2016年4月14日逝世。

　　除了这“一门三院士”外，梁启超的其他子女也非常优秀。

　　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编有《艺蘅馆词选》，精通日语，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是父亲的助手、秘书兼日语翻译，曾任中央文史馆馆员；三子梁思忠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回国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并参与了淞沪抗战，因患腹膜炎贻误治疗而早逝；次女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行者，曾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学士学位；四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是著名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就读南开大学，后奔赴新四军参加革命。

　　“文革”后，梁家子女们在香山梁启超、李惠仙的合葬墓旁新立了一块石碑，并在墓碑后面栽种了一棵小松树，题名为“母亲树”，以纪念王桂荃这位不平凡的母亲。（徐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