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办的“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史新论系列《今注本二十四史·北史》讲论会”在大同举办。著名历史学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葛剑雄作题为《鲜卑华化与民族融合》的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民族史上，像鲜卑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主持的一系列主动融入其他民族的这么一种改革措施，可以说是没有先例，甚至也没有来者的。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拓跋宏有一种罕见的，以及全面的、坚持不懈的、付出过巨大代价的勇气，包括他自己的儿子也成了这次改革的牺牲品。

　　但是最后成功了。他采取了什么措施？

　　首先一个就是迁都洛阳。当时的阻力很大，所以他只能以南伐为理由出动军队，表面的目标是征服南方，把几十万大军和主要的大臣都从平城调到了洛阳，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表明马上要继续南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争取到了文武大臣不得不支持他迁都。当时他要大家选择，要么迁都，要么跟我继续南下。他采取这个办法实现了迁都，而且是非常彻底的迁都。当时洛阳已经荒芜，在两年之内实现了完全重建。

　　第二项措施，禁止士民“胡服”，全面的禁止鲜卑以及北方民族的服饰。

　　第三，停止讲、写鲜卑话，一律讲“正音”，当时的普通话。他开始规定30岁以下的官员马上全部讲正音，30岁以上的要求他们限期学会。下一步就规定在朝堂，在办公场所禁止讲鲜卑话，这样快速的实现推广了当时的“普通话”。

　　第四个措施，他规定从平城迁到洛阳去的官员死了以后一律葬在洛阳，下一步规定所有随迁的百姓死了以后全部葬在河南，并且从此改变他们的习惯。所有迁徙的人一律把籍贯改成河南高阳。

　　下一个措施就更彻底了，从皇族开始带头改姓，他改成元姓，然后规定所有功臣旧族、鲜卑及北方各族通通改成汉姓。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里都做了详细的考证，好多我们汉族说的张王李赵其实就是改过来的。

　　再一个措施，皇族首先与汉族的大姓通婚。他选了4个汉族的大姓，从他开始联姻，给他所有的弟弟分别和汉族通婚，有皇族带头，下面的鲜卑族普遍和汉族通婚。

　　这些措施的任何一项当时都需要克服很大阻力，那么它为什么要改革？

　　他自己曾经跟大臣讲肺腑之言，“北人质鲁，何由知书”？他说我们北方人一直被说成北方的耻辱，粗鲁，没有文化，怎么能够看得懂那些书里的道理呢？我听了这个话很感慨，现在看得懂书的人已经很多了，难道这些人都是圣人吗？关键是你自己愿意学跟不愿学，区别就在这里，并不是我们北方人本质就是愚笨的，就是粗鲁的。你学不学，但我现在“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我的目的就是为了移风易俗，我是天子，为什么一定要住中原呢？因为他迁都很多人反对，我们在平城不错，为什么去中原呢？就是为了使你们这些人的子孙逐渐的接受好的风俗，扩大见闻，如果永远住在恒山北面，如果不讲究文化，永远只能这样落后。

　　拓跋宏讲得很清楚，他迁都也好，一系列改革也好，就是要接受先进的文明，就是改变鲜卑族长期在北方、在草原、在沙漠没有机会接受先进文化的这种条件。特别要警惕，如果今后的统治者一旦不追求这种先进的文化，那么整个民族就肯定停滞、落后甚至倒退，所以目的是很明确的。

　　那么我们看看他南迁以后取得了什么效果呢？《洛阳伽蓝记》里面保留了一段陈庆之的话，其实他看到的洛阳已经不是洛阳最繁盛的时候，已经到了后期的动乱，他看到的洛阳出乎他的意料，甚至使他感到震惊。所以他回去告诉南方人说我们南方人都以为长江以北就是夷狄，认为洛阳是一片荒土，但是我这次到洛阳去才知道“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我们中国的传统的阶层文化都在中原，根本不在南朝，讲究礼仪，名人之多，我看都看不懂。

　　如果我们去看《洛阳伽蓝记》，它讲天下所有的货物都找得到，从大秦、罗马开始一路过来，日夜参流不息，商人使者奔驰而下，而洛阳城里面不同的移民，不同的社区，包括从罗马西面前来的，包括东边日本朝鲜迁来的。陈庆之说这才是真正的帝王的首都，成为四面八方的榜样。

　　我们看出孝文帝的改革可以说不仅使鲜卑融入了中华文化，而且使中华文化提高一个新阶段。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前，中华文化的正统主流基本上更多的是南方，但经过他改革，给传统的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将传统的文化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可以说开创了以后隋唐的先河。

　　我们说一种文化没有绝对标准，只是有个参照系。那么可以说陈庆之这个话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参照系，它至少说明当时的洛阳已经远远胜过了南朝的首都建康。当时北方总体已经远远的超越了南方，这恰恰是一个南方人得出的结论。

　　有人说他改革成功对汉族是有好处的，好处在哪里呢？甚至一些所谓后现代的学者提出了这么一个理论，说实际上导致了鲜卑的灭亡，甚至有时候认为这种文化的同化，抹杀了一个异族的文化。其实这种理论是经不起事实的批驳的，从系统上讲，鲜卑族消亡了吗？没有消亡，他们更多的是融入了汉族和其他民族，更多的已经成了我们华夏、中华民族中间的一员，并且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我们在《新唐书》里，可以查到这些新的宰相家族都是鲜卑北方少数民族后代，比如刘、窦、高、房、宇文、长孙、李、于、阎、豆卢、源、浑、元、独孤，这些是明确的可以追溯到他们的鲜卑族或者胡人的祖先的，从这个角度讲，鲜卑没有消亡。我们古代很多民族融合到华夏中间，融合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以后，获得了永生。

　　那么为什么我不再称它为汉化而要称之为华化，因为这是历史事实。我们以前单纯站在汉族的立场上，把其他民族的融合都看成是汉化，而忽略了自己本身在这个过程中间也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在血统上也跟他们发生了交融，在文化方面也学习了他们相对先进的文化，特别是形成了共同的民族感情。所以我认为这些过程应该用华化，华夏化、中国化，是各民族共同文化的中国化，而不是单方面的汉化。其实华夏本身就是一个民族融合的结果。我们最早称夏是因为夏朝，夏结束后这些人被称为夏，因为其实他们不止一个种族，所以又称为诸夏。但问题是到商朝以后，甚至到周朝以后，这些人没有被称为商人周人，而还是沿用了夏人。华夏，华本意是花，意思就是美丽的高尚的华夏，就像我们今天叫美丽中国，华是修饰夏的，美丽的夏人，伟大的夏人，这么个意思。甚至以后把华夏简称为华，用它来区别周围的蛮夷戎狄。但实际上华夏是不断在融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只有其他民族接受华夏的影响呢？并非如此，华夏也在波动，不断的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

　　我这里举最简单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到鲜卑南下的时候，相当一部分民族还是没有坐具的，是坐在席子上。我们从春秋孔子时代开始都是做席子的。首先有坐具的是北方的那些游牧民族，他们首先发明了简单的坐具。华夏中原人以前没有见过，所以就把这些坐具称之为胡床，到唐朝已经完全转化为坐具，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各种椅子、沙发的概念要归功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要是不跟他们接触，没有他们的融合，恐怕我们到今天还是盘腿坐在席子上，应该感谢我们北方的这些游牧民族做出的贡献。

　　第二个，在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方面，华夏、汉族也会接受北方民族的新的理念。我们知道从东汉开始，中原的华夏开始讲究女人要守节，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寡妇不能改嫁，甚至发展到未婚夫死了也不能。但是北方的民族从实际需要出发，一开始就不受影响。匈奴人规定，如果丈夫死了，女人要继续嫁，甚至可以嫁给丈夫的儿子孙子。

　　那么汉朝人认为这很野蛮，匈奴人理直气壮，我们就是用这个办法保证繁衍。匈奴生存的条件很艰巨，当时要增加人口，唯一的办法就是充分利用妇女的生育能力，所以认为这很正常。唐太宗继位不久就发布一个政令，规定全国的寡妇要限期改嫁，并且作为考核地方政绩的一个指标，为什么？有这个实际需要，因为唐朝初年面对着国内人口锐减，生产没有恢复，他就学习北方民族的办法。但是为什么到宋朝开始要讲守节，其实在这种伦理道德背后是社会的需要。即使盛唐时候，唐朝人口最多不超过8000万，但是到了宋朝人口突破1亿，明朝突破2亿，清朝鸦片战争前已达到4.3亿，社会已经没有人口需求了。甚至到了清朝末年，有人提出了这一阶段的控制人口的办法，建议女人一律不许改嫁，要改嫁就要治罪，终身不能再嫁。

　　所以我刚才说其实汉族也好，其他民族也好，形成的文化习俗都有它的物质基础，不存在着优劣之分。比如唐太宗可以学习游牧民族的办法，并且把它作为法律颁布。另外我们汉族也好，其他民族也好，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共同接受外来的影响，从物质上精神上不停的接受，才使我们中华文化长盛不衰。

　　有些方面恰恰是鲜卑族比华夏其他族走得更快，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今天我们的云冈石窟，谁首先接受这些艺术？北魏鲜卑族的统治者，把犍陀罗艺术直接传播到了平城。所以各位要注意，云冈艺术传播是跳跃式的，直接从犍陀罗传到这里，首先就被鲜卑的统治者所肯定。我们现在见到的昙曜五窟，其实里面的佛就是根据北魏的几位皇帝做蓝本。云冈石窟的影响扩大到周围，那些石刻造像，全部是从云冈再扩散传播。最后随着北魏迁都，建成了龙门石窟，完成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而这首先恰恰是鲜卑统治者接受，然后才被华夏共同接受。所以历史上很多外来的、比较先进的文化或者一种意识，往往首先是由某一个少数民族先接受、先消化，然后影响到华夏。所以我们讲的不是哪一个民族汉化的问题，而是大家共同华化。又比如说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三次灭佛，但最后为中国接受，实际上也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现在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某种程度上佛教的传播，北朝比南朝起到更大的作用。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称为华化还是汉化的问题，而是一个观念，就是中国的民族融合不是简单的同化其他民族，而是大家共同向着一个共同的文明方向融合，共同形成中华民族。这个过程中，我们当然应该承认作为主体的民族是华夏，以及近代我们称谓的汉族，起了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但没有其他民族的共同努力，这个过程肯定会更加艰难，今天中华民族的共同体也不可能那么巩固，中华文明也不可能那么多元、那么辉煌。我想这里面有很多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汲取，通过这一事实的了解，肯定可以进一步增强我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共同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

　　所以《今注本北史》的出版，也有利于我们研究有关史实，收集有关的史料，并且通过这些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历史观。谢谢各位。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