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主要著作：《刘奇文丛六卷》《中国三农危与机》《贫困不是穷人的错》《大国三农 清华八讲》《乡村振兴：三农走进新时代》等十余部。
乡村振兴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最强音，但对农业文明的认识，社会尚处于模糊状态，或称农业文明是过时的文明，必由工业文明取代；或称必须首先发展工业文明才能带起农业文明。认知的走偏必然导致行为的走偏，从而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纵观近现代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路径，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以美国为代表，首先是农业崛起，进而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第二种类型以日本、韩国、英国和欧盟一些国家为代表，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基本同时并进。第三种类型以巴西、墨西哥、南非、菲律宾、朝鲜等为代表，这些国家率先发展城市，进而通过城市化带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前两种类型的国家很快实现了现代化，第三种类型的国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很快，很多经济发展指数在世界排名靠前，但不久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就显现危机，直至今天还在原地踏步。
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也是人类文明的三大基本载体。这三大文明是并行不悖、共生共荣的关系， 必须同时发展、同样发展、同步发展。文明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三大文明的突出特点是继起性，后一种文明都是在前一种文明基础上成长发育起来的。农业文明是母体文明，其他一切文明都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文明。这种构建如同金字塔，底层越厚实，整体越稳固。所谓“基层不牢，地动山摇”，离开农业文明的基石，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基之塔。无数事实反复证明，没有农业文明的文明是残缺的文明，没有农业文明的社会是断裂的社会，没有农业文明的经济是危险的经济，没有农业文明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大力发展城市化，用城市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尽管主观愿望是好的，但结果可能未必理想。上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运动， 提出15年超英赶美，结果没有跑进共产主义，却把经济发展拖入濒危的泥潭，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从哪儿跑出去的，最终还是要跑回到哪儿，重新出发。
美国从立国之初就确立了“以农为本”的思想。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农业得到飞速发展，战争导致世界农产品需求旺盛，美国政府实行农产品最低价格保证，多次通过“农业信贷法”，保证对农业充足的资金投入，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纷纷兴起，农业机械化步伐大大推进。今天，美国出口的农产品几乎占世界出口总量的一半，始终占据世界农业霸主地位。英国从13世纪开始到1876年禁止圈地历时400多年，圈占土地700万英亩。英国圈地运动主要是经济目的，开始养羊后改为发展粮食生产，由牧而农，促进英国农业的发展，形成农业革命，粮食单产提高三分之一， 人均粮食增产率达73%，出口量飞增，英国被称为“欧洲的粮仓”。
与此相反，一些国家没有遵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奢望一步跨入城市化，可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不仅没有跑得更快，反而掉入陷阱。巴西20世纪60年代城市化水平就达80%以上，人均收入达到四五千美元，在世界名列前茅。过度过快的城市化导致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高楼大厦和“贫民窟”并存，社会治安严重恶化，城市成为犯罪的天堂。原本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的国家却因无人种粮，沦落到吃不上饭的地步。为缓解城市病带来的问题，巴西政府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让穷人能吃上饭。政府在城市社区建立大食堂，无论什么人， 只要花一块钱，就可以吃上一顿有菜有肉的饱饭。二是大力发展农村。巴西成立了与农业部平级的农村发展部，政府将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种，期限为20年，前10年农民自种自收，后10年将收益的一部分交还政府。上世纪30年代，菲律宾一批学者到美国留学，在这些归国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诸多领域，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随着城市的就业岗位增长下降，失业问题很快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今天的菲律宾，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10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仅在香港就有70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女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朝鲜依赖苏联提供的工业技术、机械、石油，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光拖拉机就装备了6万台。80年代，朝鲜70%的人口实现了城市化，粮食人均800斤，年收入人均900美元，日子过得比较好。1991年苏联解体，朝鲜五分之四的机械化农业机器和设备由于荒废以及缺少配件和燃料而无法使用，直到现在吃饭问题都没有解决。这些都是发展路径带来的问题，反复出现的问题就要从规律上找原因，违背规律终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农业文明不能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脱节。农业文明是母体文明的意识必须牢固树立，时刻强化， 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4亿张嘴需要吃饭的人口大国，更是松懈不得，马虎不得。“母体文明”的尴尬应该终结，也必须终结。
一应重塑农业文明的现代尊严。
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今天，农业文明被视为最落后、最腐朽、最该被抛弃的文明。曾被人们引以为豪的“鱼米之乡”，成了偏僻落后闭塞的代名词。民以食为天，官以食为天，城以食为天，国以食为天，当前必须下大功夫克服全社会对“三农”的偏见与傲慢， 重塑农业文明的现代尊严。
首先农业具有基础性。哪怕农业创造的GDP在一国的比例中微乎其微，也轻视不得，漠视不得，更忽视不得。其次农业具有准公共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产品，像农产品这样每个人每天都离不开，农产品在参与商品竞争的同时，还担负着公共性的社会职能。再者农业具有引领性。工业能引领、城市能引领，农业同样具有引领作用。荷兰的花卉、新西兰的奶牛、我国山东寿光的蔬菜和吉林的玉米等都已成为引领当地的主导产业。社会必须走出“离农越远离现代化就越近”这一误区。
从世界范围看，农产品已被武器化。美国主要是通过转基因技术控制种子，从源头上控制粮食主权， 甚至是国家主权。美国“911”之后又制订了生物国防法，印度出台法律限时实现种子国有化，澳大利亚严厉控制种子进口，日本则严禁进口大米。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不许进口主食，这关乎民族危亡、人种危亡。现在有一种提法叫种子民主， 绝不能让种子由发达国家全控，必须还各国农民种子权，让世界没有“粮奴”，必须将粮食安全上升到粮食主权来认识。从国内现实看，我国农产品消费每年约需要35亿亩土地产出物，但我国18亿亩耕地加上复种面积每年也只有25亿亩，每年都要进口约10亿亩土地的产出物。巨大的资源约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不自立自强，农业一旦被人“卡脖子”，那将是“一剑封喉”。
当务之急在于全方位探索，如何像工业、像城市那样把现代技术、现代设施、现代管理、现代服务、现代人才、现代金融以及现代理念、现代思维等诸多现代元素注入“三农”，让其插上现代化的翅膀。
二应重启农业现代化议程。
农业现代化与现代农业含义是大不一样的。二者都体现了现代性， 但现代农业着眼于提高效率，而农业现代化，一个“化”字使其内涵更丰富，意义更深广，农业现代化不光要实现现代农业的经济目标，还要实现农业自身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必须承担的社会目标、政治目标、文化目标和生态目标，是多目标的集合。农业现代化，农业是本体，农民是主体， 农村是载体，只有本体、主体、载体这三体共同现代化，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重心的战略性转移，应在实施进程中紧紧围绕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生态多重目标，抓住三体共化这一关键，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分步实施，渐次推进。
三应重构社会价值取向。
一是根据农业主功能区的定位，重建一套考核评价体系。1995 年国家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一直不断强调“省长负责制” 对保障粮食安全有重要作用，但没有硬性指标，没有考核机制，也没有落实责任。加上种粮效益不高，甚至是赔本的买卖，“出力不讨好”让很多地方很无奈，不得不致力于“招商引资”，用在“钱袋子”上的精力超过了“米袋子”。十几年前全国粮食调出省有十来个，如今仅剩五个。因此，要以农业产出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指标，对农业主功能区建立新的考核评价体系，加大对主功能区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二是提高两个积极性。首先要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国家要粮食，农民要票子。长期以来，我国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征税等方式汲取农业剩余，长期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牺牲了农民的大量经济利益。近年来，农资价格暴涨，几十、几百倍的涨，而粮价只涨了几倍。农民生产成本加大，种粮没有积极性。必须让种粮农民有钱赚。其次要提高粮食主产区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对他们的评价考核主要看在农业领域贡献，让抓农业的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得到实惠，这样基层干部才有抓农业的积极性。
三是加大对农业主产区的支持力度。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对农业进行补贴的，越是发达国家补贴就越高。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已经由补贴流通环节向补贴生产环节、由补贴消费者向补贴生产者全面转型， 初步形成价格支持、直接补贴和一般服务支持等功能互补、综合补贴和专项补贴相结合的农业补贴政策框架。然而，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农业补贴支持水平仍然较低。
四是协调好产区与销区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经济就是殖民地经济的状况。有数据显示， 我国地区人均财政收入、人均GDP、地方城镇化水平、地方人均纯收入等指标与人均粮食生产量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国家层面要协调产区与销区的关系，不能让主产区自己承担这一责任。必须借鉴生态补偿机制的做法，让销区发挥资金技术等优势，支持粮食主产区农业发展，加大对产区的基础设施投入，以缩小产区和销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维护国家的粮食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