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陈平原教授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3）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大学十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等著作。

　　文学作为“专业”的魅力正日渐消退，而作为“修养”的重要性却迅速提升。

　　当今很多人缺乏独立阅读、深入思考、自由表达的能力与兴趣，而文学教育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一环。在这个“快餐时代”，文学应当何去何从？当下中国以知识积累为主轴的文学教育走入了哪些误区？学文学究竟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怎样学语文，怎样读书？

　　文科还是理科？这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总是会以某种或显或隐、或直接或迂回的方式，与我们每个人打照面。在高考选择专业方向时，这个问题扑面而来；在选择恋爱对象时，有人会根据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来划分择偶标准。更为习焉不察的是，这个问题还会演变为“无用”“有用”之辩，几乎没有人能绕得过去。

　　《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以极开阔的眼光和博学的笔触，为回应文理之争打开了一扇大门。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说得好，文化同样也是第一生产力，毕竟，辛苦劳作及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增加人类的幸福感。

　　作者也反思了人文学往往被边缘化的原因，比如教育过分市场化，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主张人文学者必须调整心态和表达，避免流于“说了等于白说”的无力。有意识地推进文学教育，把文学从一门专业学科的技术层面提出来，作为一种广义的人文教育。这就是人文学者主动“拯救”人文学的姿态。

　　其实，完全可以进一步追问：以“有用”作为评判文理的标准，本身并非不证自明。究竟什么是有用？赚钱有用，可是幸福又有什么用？有趣、有意义、有价值，与有用之间有多少必然联系？思考这样的问题，可能恰恰也是文学教育给人的启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打了全人类一个措手不及。人文与科学之间素来已久的比较，也借着这场疫情灾害发酵，在微信群里引发一幕幕“友尽”“拉黑”“退群”的事故：科学可以救命，文学且放一边。

　　当年3月，陈平原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参与了这个话题。他说，面对灾难，科普读物与文学作品都需要，只是有轻重缓急之分。第一时间当然是需要科普，至于文学的疗救功能不在救急，也不在知识，关键是培养体贴与同情——对于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对于他人的高尚充满敬意。“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应急，主要指向知识与理智，一个长线，更多诉诸道德与情感，二者最好携手同行。”陈平原说。

　　人文与科学、文学与实用，从来都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相反，两者之间需要良性的对话关系。对话，向来都是有难度的，好比两个“画地为牢”的人，我坚决捍卫你发表见解的权利，但就是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这里的障碍其实不在于两种观点不可通约，关键是有没有真正向往真理、观照现实、尊重精神的见识。

　　不由想到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同样需要“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科学的好处”，而且这种“说”越是说得透彻，越是会发现其中“熟知非真知”的奥妙。也许，我们可以借用陈平原教授的观点：科学未尝不是一种教育，当且仅当我们真切触摸到科学的本质。

　　在一种完整而饱满的理解中，人文与科学本来就是殊途同归的，本就用不着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