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基多联产应更多纳入新能源发展规划范畴

  　近来，有关4月2日开始研究制定的新能源发展规划的种种说法，频频见诸媒体，消息源来自国家能源局的不同官员：未来10年国家将在新能源领域投入3万亿元巨资、新目标将几倍于现有《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相关文本先说已报送国务院，之后又传依然在国家发改委手中进一步研究，等等。准确与否，尚未可知。 究竟何时出台，最新消息是：年内！

　　记者注意到，人们谈到这份中国能源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时，多少都透着股兴奋劲儿。一些数字让人们对新能源的未来充满期待——据说，在规划中，到2020年，风电规模将由2007年初定的3000万千瓦调整到一亿千瓦，太阳能发电的规模也将由180万千瓦调整到上千万千瓦。

　　“我觉得，现在非常有必要厘清，在中国，什么叫新能源。”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教授倪维斗的冷静与多数人的热盼反差很大。他说，对于新能源发展规划来说，“这个定义更要有说头。”

　　倪维斗认为，当前，存在着一种过分强调可再生能源的倾向，而这可能导致新能源发展规划有失偏颇。

　　77岁的倪维斗与能源打了一辈子交道，这10多年来，他更多的精力由具体的技术转向了宏观能源问题研究，在能源界可谓德高望重。

　　按照他的观点，在我国，凡是相对于当前主力在役能源的形式有大的变革，且占到相当份额、能减少污染、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能源，都应该叫新能源。所以，新能源除了可再生能源和核能，还应当包括化石能源比如煤的清洁高效利用。“在不同国家，新能源的概念也会有所不同。我国的新能源发展规划一定要重视煤的清洁应用，这是我们的能源禀赋决定的。没办法的，煤你想躲也躲不开。”

　　倪维斗曾经看到过新能源发展规划早期的版本，“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很不够。”

　　在他看来，煤基多联产符合中国国情，应当更多地纳入新能源发展规划的范畴。

　　那么，什么是煤基多联产呢？他说，就是以煤、渣油或石油焦为原料，气化后生成粗合成气，再经净化，将其用来实现电、化、热、气的联产，即在发电的同时，联产包括液体燃料在内的多种高附加值的化工产品、城市煤气等。其中，清洁煤发电技术被称为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简称IGCC）发电，是洁净的煤气化技术与高效的联合循环技术的结合。但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纯用于发电的IGCC发展前景不大，它的优势和单位投资的增加不相匹配。因而，最应重点发展的是多联产。煤化工产品中的甲醇和二甲醚可以分别替代汽油和柴油，制备的氢气可以用于氢燃料汽车等等。“总之，煤可以被吃干榨净，难道这不是新能源？”

　　倪维斗认为，目前人们有一种误区，一说新能源，马上想到的就是可再生能源，就是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这种认识必须纠正。

　　他说，可再生能源要发展，不过在最近20到30年能起到作用是很小的。以发展最快的风电为例，尽管装机容量每年翻一番，但是2008年风电的发电量也就是120亿度，只占我国当年总发电量3.5万亿度的不到0.4%。即使把各方面专家所认为的可再生能源的总量加起来，能不能做到先不说，最乐观的算法，也就相当于15亿吨标准煤，而我国2008年能源消费总量约28.5亿吨标准煤，到2050年，至少需要60亿吨标准煤，传统能源还是大头。怎么把煤用好，这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讲这番话时，倪维斗的手中没有一张纸片，中国能源的账本在他心里。

　　当记者问，强调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会不会冲淡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时，他突然提高了声音：“我的担心和你的正好相反。我要给可再生能源泼点冷水。”

　　倪维斗说：“风电这些年发展得过热，很多大公司到处跑马‘圈风’，买的多是国外的风机设备。这样一来，实际上国外技术又把我们的市场占领了。发展风电没错，但要自主创新，要培育我们自己的风电产业。”

　　“还有太阳能电池用的多晶硅的发展也过热，企业看到有钱赚，一哄而上；地方政府也认为搞可再生能源可以体现政绩，争先恐后。产量一下子成为世界第一，产品绝大多数出口到国外。结果是，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能源、环境，帮一些企业家发了财，为外国生产了清洁能源。现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只相当于原来的三分之一，企业欠着银行大笔的借款，大量员工需要安置。于是，他们就跟国家说，你扩大内需吧，补贴吧。从某种意义上讲，多晶硅产业相当于把我们政府绑架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总结这些教训。新能源发展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要只关注规模，看一时的热闹，要做理性的分析，认真研究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如何搭配，把不同的能源形式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使其有序发展。要重视研发，电力企业要和化工企业很好地合作，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